鼓励大力发展“单位托管”模式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消费升级、二孩政策放开,城市幼儿托育需求将持续上升。然而,目前我国幼托行业发展存在着监管不到位、扶持不到位两大必须、亟待解决的问题。

2019广东两会·热话题

近日,托管班虐童事件把近年来不绝于耳的托管教育问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所谓的“托管教育”,一般是指为1~6岁的学前及幼儿园适龄儿童提供的
“学前托管”服务,托儿所就是提供托管服务的机构。其本质是小学教育的“下游”,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我国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所是
政府、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标配,为职工解决“带孩子”的问题。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后,大部分企业都取消了托儿所,托儿所在城市中逐渐消失,托儿服务由单位
责任内化为家庭责任。

双职工70后“二孩妈妈”苦言,“因为没人帮忙带娃,大娃是‘必需品’,二娃简直是‘奢侈品’。”有90后妈妈则直言托育机构匮乏,没人帮带娃影响生二孩积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负担、工作压力日益加剧,“带孩子”越来越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2016年11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
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近八成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其中近50%的祖辈感到“无可奈何”,特别是照顾过“一孩”的祖辈不愿再照顾“二孩”
的比例在上升。“孩子上幼儿园以前是否有人帮助照料”成为七成以上的年轻人决定是否生孩子时考虑的首要问题。公立的幼儿教育机构招收的适龄标准为3周岁以
上,但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家长愿意在孩子2岁前,就将其送入托幼机构,超六成家长选择在孩子2~3岁时送入幼托机构。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开放以后,婴幼儿越来越多,但一些生育配套政策还没跟上。例如,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入托无门”成为很多婴幼儿家长的“心病”。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正在进行中,南都记者了解到,不少委员也聚焦了0-3岁托育机构的建设。多个提案建议,制定托育服务相关政策法规和规范标准;加强监管以及行业扶持;建议把男性列为育儿假期政策的对象,对0-3岁子女父母每年各设立1-2周育儿假日;鼓励大力发展“单位托管”模式等。民进、民盟两份提案建议加大财政投入,将0-3岁婴幼儿早教经费列入全省公共卫生服务和教育事业经费,着力发展中低收入家庭负担得起的公共托育服务。探索以社区为主的家庭互助式托育服务。

可见,托儿所是真正的“刚需”。根据业内人士的估算,目前至少有3000万的城市家庭有托管需求,这还不包括一些隐性需求——有意寻求高质量托
管机构、但现阶段不得不靠保姆、老人托管小孩的家庭,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消费升级、二孩政策放开,城市幼儿托育需求将持续上升。然而,目前我国幼托
行业发展存在着监管不到位、扶持不到位两大必须、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状

首先是监管不到位,必须加快完善对幼托机构和行业的监管机制。2014年北京、上海等城市相继出台托管教育的指导意见和管理方法,打破了幼托行
业的“监管真空”。然而,目前的监管,还是以“资质审批”为主要手段。早在2015年,李克强总理就严厉指出过“资质审批”这种监管机制本身的缺陷。笔者
认为,对幼托班的监管,应该由事前的资质认定转变为全过程监管,由托儿所资质认证转变为教师师资认证,依法制定幼托机构管理服务标准,破除行政壁垒,鼓励
社会力量进入幼托领域,同时由教育部门牵头,实行最严格的监管制度,全程无死角录像,重点监管安全、保育、卫生等方面,对主要负责人采取无过错责任推定。

超八成家庭称“没人照管”为生二孩最大困难

其次是扶持不到位,必须加大对幼托机构和行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据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行业联盟主席张洪伟的研究,2014年以前,无论是中央层
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都没有出台任何关于幼儿托管的政策。恰恰相反,由于2012年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大量质量好、品牌好的幼儿园所办的“托班”
被取消,家长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孩子送到社区托管机构。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扶持政策,社区托管机构往往受到面积、楼层、采光、师资等众多因素的限制,尤其
由于待遇差、工作累等问题,报考幼师、学习专业托儿教育的人很少,导致幼托行业的专业师资匮乏、专业培训不足,幼托行业成为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因此,必
须尽快制定出台对幼托行业的扶持政策,尤其是给私营幼托机构平等的政策保障,探索将幼托、幼教纳入社会公共服务范畴,
从供给侧发力,增加供给、提升质
量,建立居家养育、社区体验、机构服务等多位一体的模式,综合开展婴幼托服务。

今年“两会”期间,民进广东省委会《关于规范和扶持幼儿托育服务的提案》中抛出一组数据: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0-
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
.1%,远低于美国、英国等部分发达国家50%的婴幼儿入托比例,“入托无门”成为很多3岁以下儿童家长的心病。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职业女性的日益增多,家庭负担、工作压力日益加剧,“带孩子”越来越成为一个严峻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孩子上幼儿园以前是否有人帮助照料”成为七成以上的年轻人决定是否生孩子时考虑的首要问题。

无独有偶,今年民盟广东省委会也聚焦了托育领域,其提交的《关于做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建议》。提案中写到,全面放开二孩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从2015年的12.07‰,稳步增长到2016年的12.95‰,然而新一轮婴儿潮并没有到来。2017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仅为12.43‰,较上一年度出现了小幅下降,甚至有学者预测,到2025年左右我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调查显示,阻碍群众再生育的主要原因就是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

根据2016年2月21日,全国首个“二孩家庭日”暨二孩家庭关键数据发布会的数据,高达86.5%的二孩家庭将“没人照管”列为生育二孩的最大困难。

澳门新葡亰手机娱乐网址,幼托行业有监管不到位、扶持不到位、从业人员稀缺等问题

两份提案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幼托行业发展存在着监管不到位、扶持不到位、从业人员稀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政策层面,幼托教育法规政策处于空白状态,广东尚无规范0-3岁婴幼儿照料和教育问题的政策法规,也没有赋予教育、卫生、民政和市场监管等行政部门对之进行管理、指导和监督的法律职责,0-3岁社会托育机构的办学质量实际上处于监管的空白地带。

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广东省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大学徐朝晖博士一直关注托育话题,这次他执笔的民盟托幼相关提案中也指出,“0-3岁的早教中缺少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包括育婴员、育婴师、高级育婴师等。现有从业人员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儿童早期综合发展相关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缺乏专门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培训,托幼机构教师的职业资格认定、审查等也不严格。”

与此同时,托育机构数量少,质量参差不齐,以深圳市为例,深圳有三种类型的托育机构:由政府购买服务,在社区服务中心为0-3岁婴幼儿提供临时托管服务,品质可靠,但“僧多粥少”;私人在住宅区内开设的家庭式0-3岁婴幼儿日托、晚托服务,通常无牌无照,安全堪忧;部分私立幼儿托管机构引进欧美比较成熟的婴幼儿教育模式,但费用较高。

在师资配备上,早期教育专业师资队伍总量供给不足,且地区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数据显示,如果按1:7的师幼比的比例来算,我国0-3岁早期教育的师资缺口为240万,而且现有从业人员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儿童早期综合发展相关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缺乏专门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培训。

→建议

加强监管以及行业扶持 探索以社区为主的家庭互助式托育服务

托育面临困境,究竟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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